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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華僑報：日本國民性讓“過勞死”陷入死循環 2016-10-25
日本是一個加班已經成狂的國度，這是一個過勞頻繁致死的國度。該文指出，只有社會真正形成“健康與工作同等重要”的觀念，企業高管們能以身作則早點回家，日本的“過勞死”問題才能走出死循環。
文章摘編如下：
最近，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首部《預防過勞死等預防對策白皮書》，匯總了日本企業員工長時間勞動、過勞死統計數據、法律制定背景和相關法令等。
這份白皮書顯示，2015年涉及過度工作的自殺案件已經達到了2159件。據統計，日本平均每月加班時間最長的是“信息通信業”，每月加班時間80小時以上的“過勞職工”佔全體的44.4%；“學術界、服務業”並列第二，“過勞職工”佔40.5%；“運輸、物流業”名列第三，“過勞職工”佔38.4%，幾乎沒有行業不加班。
加班，對於不少上班族來說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然而在日本，加班是家常便飯。一直以來，日本人秉承“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的價值觀，勞動時長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以致被稱為“工蜂”、“社畜”。他們對於工作的狂熱，給日本經濟帶來飛速發展的同時，也因為過高的身心壓力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過勞死”便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誕生的一個特有名詞。
近年來，“過勞死”已經成為日本嚴重的社會問題，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視。報紙、雜誌、電視台、電台等媒體紛紛開闢專題節目對此問題展開大討論，甚至有一些研究日本問題的外國學者還將它作為透視日本的一大視角，從“過勞死”嘗試分析日本的國民性。
首先，日本的加班文化“符合國情需要”。二戰之後，日本滿目蒼夷、百廢待興，要想重回發達國家行列，日本人必須付出超常的努力。為此，勞動者一直通過超常長時間工作來支撐日本經濟的快速復興與發展。可以說，日本能再次找回“先進國傢俱樂部”的位置，靠的不是什麼“彎道超車”與投機取巧，而是國民“一生懸命”的苦幹。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國民也付出了嚴重透支身心健康的代價。
而上世紀90年代經濟泡沫破滅後，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日本人危機感徒增，很多人認為“我們要是不再努力點，日本會更加衰落”。可是，超出邊際效益的過勞工作導致日本社會效率低下、創新能力嚴重不足，經濟更加沒有起色，這又促使日本人再加碼工作強度，如此周而復始。
其次，日本加班文化是日本人強烈“集團主義”的產物。這一國民性注定讓日本人做事講求歸屬感。相比孤軍奮戰來說，他們更傾向於歸屬於某個社會集團，和這個社會集團的成員一同行動。用一個比喻來形容，日本人就像蜜蜂，就個體而言他們或許未必優秀，但是當他們結成一個個群體後，協調默契的配合卻能夠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力量。
因此，只要處於頂層的“蜂后”玩命工作，下面的所有員工就會緊緊跟隨和配合，結果變成了一種不自覺的慣性。在時代不斷發展的背景下，日本很多企業高管也認識到應該讓員工早點回家，由自己承擔更多工作。可是，“蜂后”們一旦加大自己的工作力度，底下的蜂群也跟著轉得更快，讓過勞問題更加嚴重。
為了解決“過勞死”這個突出的社會問題，日本政府從勞動行政管理和勞動衛生管理角度製定和實施了許多對策和方法。例如，日本厚生勞動省於2002年制定了《防止過重勞動引起健康損害的綜合對策》，並於2006年重新修訂公佈，同時還於2004年發布《勞動者疲勞蓄積程度自測表》，呼籲勞動者自發判定工作負擔度。
然而，因為產生“過勞死”的土壤並未被去除，使得過勞死現像在日本逐年有增無減。或許，只有社會真正形成“健康與工作同等重要”的觀念，企業高管們能以身作則早點回家，日本的“過勞死”問題才能走出死循環。
文章摘編如下：
最近，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首部《預防過勞死等預防對策白皮書》，匯總了日本企業員工長時間勞動、過勞死統計數據、法律制定背景和相關法令等。
這份白皮書顯示，2015年涉及過度工作的自殺案件已經達到了2159件。據統計，日本平均每月加班時間最長的是“信息通信業”，每月加班時間80小時以上的“過勞職工”佔全體的44.4%；“學術界、服務業”並列第二，“過勞職工”佔40.5%；“運輸、物流業”名列第三，“過勞職工”佔38.4%，幾乎沒有行業不加班。
加班，對於不少上班族來說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然而在日本，加班是家常便飯。一直以來，日本人秉承“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的價值觀，勞動時長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以致被稱為“工蜂”、“社畜”。他們對於工作的狂熱，給日本經濟帶來飛速發展的同時，也因為過高的身心壓力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過勞死”便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誕生的一個特有名詞。
近年來，“過勞死”已經成為日本嚴重的社會問題，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視。報紙、雜誌、電視台、電台等媒體紛紛開闢專題節目對此問題展開大討論，甚至有一些研究日本問題的外國學者還將它作為透視日本的一大視角，從“過勞死”嘗試分析日本的國民性。
首先，日本的加班文化“符合國情需要”。二戰之後，日本滿目蒼夷、百廢待興，要想重回發達國家行列，日本人必須付出超常的努力。為此，勞動者一直通過超常長時間工作來支撐日本經濟的快速復興與發展。可以說，日本能再次找回“先進國傢俱樂部”的位置，靠的不是什麼“彎道超車”與投機取巧，而是國民“一生懸命”的苦幹。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國民也付出了嚴重透支身心健康的代價。
而上世紀90年代經濟泡沫破滅後，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日本人危機感徒增，很多人認為“我們要是不再努力點，日本會更加衰落”。可是，超出邊際效益的過勞工作導致日本社會效率低下、創新能力嚴重不足，經濟更加沒有起色，這又促使日本人再加碼工作強度，如此周而復始。
其次，日本加班文化是日本人強烈“集團主義”的產物。這一國民性注定讓日本人做事講求歸屬感。相比孤軍奮戰來說，他們更傾向於歸屬於某個社會集團，和這個社會集團的成員一同行動。用一個比喻來形容，日本人就像蜜蜂，就個體而言他們或許未必優秀，但是當他們結成一個個群體後，協調默契的配合卻能夠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力量。
因此，只要處於頂層的“蜂后”玩命工作，下面的所有員工就會緊緊跟隨和配合，結果變成了一種不自覺的慣性。在時代不斷發展的背景下，日本很多企業高管也認識到應該讓員工早點回家，由自己承擔更多工作。可是，“蜂后”們一旦加大自己的工作力度，底下的蜂群也跟著轉得更快，讓過勞問題更加嚴重。
為了解決“過勞死”這個突出的社會問題，日本政府從勞動行政管理和勞動衛生管理角度製定和實施了許多對策和方法。例如，日本厚生勞動省於2002年制定了《防止過重勞動引起健康損害的綜合對策》，並於2006年重新修訂公佈，同時還於2004年發布《勞動者疲勞蓄積程度自測表》，呼籲勞動者自發判定工作負擔度。
然而，因為產生“過勞死”的土壤並未被去除，使得過勞死現像在日本逐年有增無減。或許，只有社會真正形成“健康與工作同等重要”的觀念，企業高管們能以身作則早點回家，日本的“過勞死”問題才能走出死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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